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13个方面重点总结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进一步明确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方向。《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决议》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机关事务工作为国家机关运行提供保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是机关事务系统当前的重要政治责任。笔者围绕这个主题谈三点体会，也尝试回答机关事务现代治理的三个基本问题。

聚焦“为什么要推进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深刻认识机关事务现代治理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抓紧解决制约后勤保障力生成提高的重点难点问题，把国家实力转化为强大的保障力，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明确提出了“现代化后勤”这一重大课题。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重申了“现代后勤”的时代要求。李克强总理、肖捷国务委员多次对机关事务工作作出指示批示，要求进一步推进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机关事务治理体系，指明了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定位和方向路径。

从传统管理走向现代治理，是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直接关系和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具有三个层面的重大意义。一是结构性的基数效应。机关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涉及机关、事业单位、公共机构等近200万个机构、5000万工作人员，关联到1亿多家庭人口，涵盖的机构很广，辐射的人员很多，总量基数不小，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结构性组成部分。二是支点性的除数效应。机关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是党政机关高效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认识效能、决策效能、行动效能、操作效能、传递效能，是保障政府运行、撬动国家治理的重要支点。三是示范性的乘数效应。观察国家治理，首先看政府自身治理。机关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窗口，无论是公共机构节能的风尚引领，还是政府采购的政策引导，亦或是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示范带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具有以一带十、以点带面的乘数作用。

聚焦“什么是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深刻理解机关事务现代治理的显著特征

“治理”最早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被广泛应用到政治经济发展研究。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作出权威性界定，强调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注重治理的过程性、互动性。关于治理的阐释，各方认识不尽相同，但在共性特征上逐步形成共识。一是注重参与，坚持主体多元化。强调开放治理，重视法律、标准等规则制定的民主，重视各方主体的全过程参与，重视发挥市场主体的功能作用。二是注重服务，坚持手段多样化。坚持刚性和柔性结合，硬法和软法结合，重视发挥规划、契约、标准、理论、文化等柔性治理手段的作用。三是注重协商，坚持过程互动化。体现平等性、对称性、自主性，强调以吸引力代替强制力，推崇平行治理、互动沟通、平等协商。四是注重调和，坚持目标共赢化。避免零和式、冲突式的此消彼长，强调合作和互利，平衡和协同，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机关事务工作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从输入端看，机关事务工作是基于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的配置活动，保障资源取之于民，具有公共资源的特征。从链接端看，机关事务工作处于法律、制度、标准等公共政策的监管之下，保障过程治之于民，具有公共治理的特征。从输出端看，机关事务工作影响机关运行效率，关系公共服务供给，保障效果惠之于民，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应当基于现代治理的一般属性，结合机关事务的公共属性要求，构建以“两大体系、四大能力”为显著特征的机关事务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

构建现代机关事务治理体系。机关事务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经济性，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应当包含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层次的体系。要着力构建“法治化引领，标准化支撑，制标融合”的现代机关事务制度标准体系。相比传统的规范性文件，法律和标准的制定实施过程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开放性、互动性，契合现代治理的要求和趋势。要进一步凸显法治属性和标准属性，强化法治的塔尖引领，夯实标准的塔基支撑，构建宏观、中观、微观有机衔接，法律、制度、标准深度融合的制度标准体系，实现底线规范和最佳秩序的结合，整体共识和局部一致的契合，硬度要求和韧性自律的整合，管理框架和技术规则的融合。要着力构建“市场保基本，政府保安全，内外联动”的现代机关事务资源配置体系。机关事务是基于保障目标的资源配置活动，应当遵循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机关运行保障事项的提供，可以分为基于外循环的市场主导型供给和基于内循环的政府主导型供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基于外循环的市场主导型供给，主要承担机关运行保基本的主体功能，基于内循环的政府主导型供给，主要承担机关运行保安全的稳定功能，逐步构建现代机关事务资源配置体系的基本格局。

构建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能力。要坚持软实力和硬实力深度结合，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彰显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能力。要彰显具有“理论深度”的现代治理能力。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也是机关事务改革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要唱好理论和实践的“二人转”，提高理论对实践的总结构建力和前瞻引领力，形成理论和实践“你追我赶”的良性互动格局。要彰显具有“数字密度”的现代治理能力。传统社会，生产动力是生物力，现代社会更多使用技术工具等非生物力，动力来源的变化，不仅改变了物质生产，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变革。要顺应数字时代的大趋势大潮流，全面提升机关事务治理的数字含量和技术水平。要彰显具有“平台强度”的现代治理能力。着力推进现代机关事务保障平台建设，在政府采购、资产调剂、资产处置等领域，构建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有效整合内部资源，畅通链接外部资源的集约保障平台。在效率提升、成本节约、质量保障中凸显平台的吸引力。要彰显具有“专业厚度”的现代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归根到底是队伍的专业能力。要树立“人才资源是机关运行保障的第一资源”“人力资本投资是机关运行保障的根本投资”理念，着力构建高素质专业化机关事务人才队伍。

聚焦“如何实现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深刻明晰机关事务现代治理的发展路径

机关事务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国管局党组和李宝荣局长提出的“一体两翼”发展方向，加快构建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涉及事项、机构和人员众多，如何体现现代治理的“调和”“整体”“协同”要求，需要在主体多元，开放参与的基础上，构建集中统一的机关运行保障体制。要树立协同治理、整体政府理念，进一步强化机关事务的系统和行业属性。本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新组建部门，没有单独设立后勤服务机构，由国管局按照统一项目、统一标准、经费归口、资源共享的原则，统一提供后勤服务，既精简了机构人员、节约了行政资源，又规范了服务类型、提高了工作效能。各级机关事务部门大力推进集中统一管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统一的省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构建了主管本级、指导下级的格局，在规模、集约、统筹中彰显了机关事务工作的整体效能。

坚持依法治理，加快推进机关事务法治化。机关事务法治建设是行政组织法和公物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到2025年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机关事务工作朝着法治化方向不断迈进，推动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党内法规，法治属性进一步凸显。目前，机关运行保障立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紧推进、尽早出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大力支持；部分省市先行先试，2020年9月，山西省公布了全国首部机关运行保障地方性法规，栗战书委员长在山西考察期间多次给予充分肯定，加快机关运行保障立法已经成为机关事务系统的基本共识。

坚持规范治理，着力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机关事务工作是对机关运行保障资源的统筹配置，如何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标准体系。近年来，国管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0）》《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十四五”规划》，推动成立了全国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工作组等多个标准技术组织，新出台国家标准、地方标准300余项，开展国家级和省级试点300余项，初步形成了涵盖七大模块的机关事务标准体系。“十四五”时期，机关事务系统将着力加强机关事务行业标准建设，打造机关事务标准化升级版，助力提升管理和保障效能。

坚持智慧治理，有序推进机关事务数字化。数字化是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必将深刻影响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进程。机关事务系统始终高度重视数字化建设，先后在多个省市开展试点，联合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印发《机关事务信息化工作“十四五”规划》，组织开发和运行“数正云”全国机关事务云平台，大力推动中央国家机关智慧后勤建设，注重标准化、信息化深度融合，逐步形成了规划统筹、试点探路、标准支撑、纵横协同的机关事务数字化建设格局，着力推动政府运行保障管理路径、业务流程、服务模式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全面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数字化转型。

坚持开放治理，深化机关事务社会化改革。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指出，社会的进化过程是由分化来实现的，专业分工深刻影响现代化进程。要区分不同的保障事项供给，对适合市场主导的保障事项，着力推动社会化、市场化从后勤服务一域向机关事务全域深化，实现“管理内置、服务外购”，从部门包揽、自办服务为主向部门管理、市场供给为主转变，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专业化作用。对适合政府主导的保障事项，在内部资源配置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企业机制、绩效机制，坚持行业对标和市场对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坚持前瞻治理，系统推进机关事务理论研究。近年来，机关事务系统注重理论与实践融合，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22个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机关事务研究中心，推动机关事务进课堂、入智库、办刊物，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有特色、有侧重的理论研究格局。当前，着眼于体系化推进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在教育部的支持和指导下，国管局正着力推进机关事务学科建设，探索在高等院校设立政府运行保障管理二级学科和机关事务管理MPA研究方向，推动建设一批机关事务学科建设示范基地，努力实现以理论研究的新高度支撑管理实践的新发展。